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行政检察工作取得的进展成效，特别是今年最高检部署开展的“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两个专项行动中行政检察工作情况，发布“检察护企”“检护民生”行政检察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

有媒体记者问，“近期媒体报道了最高检办理的一起涉及“小过重罚”的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请问检察机关在解决此类问题、助推行政机关完善相关制度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图片来源：最高检网站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记者提到的这个案件，74岁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曾某认为处罚过重，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6年诉讼未果、申诉无门，最高检到当地召开听证会公开审查，搭建“官民”对话平台，促使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小过重罚”问题。实践中对一些小摊小贩、小微企业的行政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处以高额罚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产生活，不利于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建立对法治的信赖，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当遵循“过罚相当”原则，行政处罚所适用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在行政执法中既要严格执法，更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既要避免“小过重罚”也要避免“重过轻罚”，应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

张雪樵表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一些涉企“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此类问题，一是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诉讼监督，推动行政处罚符合比例原则。比如刚才提到的曾某一案，销售1瓶价值78元的过期红酒被罚款5万元，罚款数额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处罚标准，但明显与违法情形不成比例。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了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

二是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比如，浙江省温州市检察机关针对“处罚不当”“罚而未执”“罚执错误”等问题，构建行政罚款类案监督数据模型。现实中发现有些当事人虽然被处理不当、但未必像曾某一样，敢于拿起诉讼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大数据监督模型发现这些案件线索，如果在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范围内，，发现存在“小过重罚”、处罚不当的情形，我们可以进行监督，及时纠正错误的行政处罚，避免对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影响。目前已运用该模型发现不当监督线索1028条，开展类案监督78件。今年，检察机关还推广了浙江省象山县检察院督促执法机关纠正“小过重罚”大数据模型、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餐饮类行政处罚大数据监督模型等一批较成熟的模型，指导各地结合实际深度运用法律监督模型，推进“小过重罚”溯源治理，推动行政检察提质增效。

三是深化“小过重罚”系统治理。在去年开展的行政检察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小专项”活动中，浙江、江西等地检察机关开展“涉企行政处罚首违不罚、轻微不罚行政检察监督”“餐饮类企业行政处罚监督”等专项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张雪樵表示，下一步，行政检察将此作为推进专项行动的主线，突出加强涉企“小案重罚”“重复处罚”“同案不同罚”等监管执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切实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同时主动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部门等的协同联动，互通信息，对行政执法中的规则缺失、方法缺陷等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检察建议、情况反映等形式助推行政机关完善相关制度，推动行政处罚裁量规范统一，以良法善治实现公平正义。

今年3月，一则被网友认为是“小过重罚”的新闻也曾引发热议。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一家耳部护理店因被当地监管部门认定为“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处罚款11万元。由于店主未按时缴纳罚款，又被加罚11万元。合计超过22万元的“天价罚款”，引发网友对于“小过重罚”的讨论。

据红星新闻报道，3月28日，店方表示，她不认可“非法行医”的认定，认为自己开的是“采耳店”，“巨额”罚款对她来说过重，根本交不起。

3月29日，宜宾市翠屏区卫生执法监督大队回应称，该案中，涉事店铺的行为属于诊疗活动，而非大众理解的一般性的普通“采耳”行为，因此“非法行医”的认定无误，罚款的裁量并未从重，是按“一般情形”的下限处罚。

3月31日，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网友关注的“宜宾市运康堂健康管理中心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被处罚”一案，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健康局已向区人民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同时，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健康局已对该案启动内部复查，下一步，将根据复查情况作出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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